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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苏轼在《东坡志林—始皇扶苏》中说:“故其子如扶苏之仁,则宁死而不清”,明代法家张居正也指出“扶苏仁儒”。
“仁”,正是儒家思想的基本道德规范,苏轼和张居正是儒家的尊崇者。
如此评价扶苏,可见苏轼和张居正都是把扶苏当为信仰儒家的人来看待的。
从儒家的忠孝两个角度看,扶苏的做法便完全可以理解。
扶苏既是秦始皇之子,也是秦始皇之臣,即所谓“儿臣”,“父皇”令“儿臣”死,“儿臣”焉有怀疑圣旨真假的道理?
其实,扶苏与秦始皇的矛盾,可以概括为儒家与法家的矛盾。
秦自秦孝公以来,其政治文化体系中,已经将法家观念融入了骨髓。
无论是秦惠文王、秦昭襄王还是秦始皇,治国方式虽各有特点,却从未背离法家治国的根本。
正因秦国一直坚持前代“法令由一统”、“事皆决于法”的治国理念,秦国才做到了号令统一,令出如山,拥有强大的凝聚力与执行力,在与列国争锋的过程中优势尽显。
秦始皇一直延续商鞅变法后的政治体系,坚持以法家治国的政治理念,而扶苏却带有儒家倾向的思想。
这就不得不谈谈“焚书坑儒”了。《史记》当中曾记载了一件事——公元前212年,侯生和卢生两位方土非但没有为秦始皇求取仙药,还私自逃跑,背后诽谤秦始皇。
不完成皇帝交代的任务,竟然还诽谤当朝天子,欺君之罪、大不敬之罪并罚!
于是秦始皇大怒,下令将460个方土、儒生坑杀。
扶苏一看,当即劝谏道:“天下初定,远方黔首未集,诸生皆诵法孔子,今上皆重法绳之,臣恐天下不安。惟上察之。”
面对这群胆敢忤逆天子、已经与“法”水火不容的方土儒生,扶苏竟然主张对他们网开一面。
虽然扶苏有他的理由,但是,在不可违背“法”的秦国中,这就是不对的!
扶苏若做了皇帝,今天可以为了稳定土子之心对他们心软,明天难道就不会因为其他原因违背法治吗?
其实,在华榕的猜测中,这也是秦始皇将扶苏贬去下郡的原因之一。
笃信法家的秦始皇决然不会同意放弃依法治国的思想,也不会把政权交给可能更改几代秦王奉行的治国方针的继承人。
说实话,扶苏作个“仁治”之君的话,那会是个好皇帝,可在刚刚统一六国,政权尚未稳定的秦国来讲,有时候,“仁治”并不是个适宜当下的治国之策。
甚至这可能会反其道而行,使一个好好的国家,不仅没能更加强盛,反而逐渐衰弱。
综上,扶苏就是仁厚过了头,没能真正明白百姓想要的是什么,什么时候该实行什么样的政策,不懂得因时制宜,只知道贯彻倾向于儒家的思想来行动。
生于统治者阶级,失败便是“死”之一字,所以喽,扶苏遗憾逝世。
现在华榕来了,还成功当上了扶苏的老师,面对现在这个才三岁的小萝卜头,还怕他像前世一般不撞南墙不回头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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