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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日之后,毕自严终于完成了对山西一案中收缴银两的详尽统计,其数额之巨,竟高达五百三十六万两之巨!...
而崇祯朝之大明,一年之税收,尚不足四百万两,此等蛀虫之祸,实乃触目惊心!
然,此仅冰山一角。据户部与礼部联合呈报,福王名下良田初步估算已逾六万顷,更甚者,其后续又兼并三万顷,其财富累积,竟逼近三千万两之巨,这几乎是大明近八年税收的总和!
福王府之奢华,尤为骇人听闻,其修建之初,便耗资八百万两,而后又不断添置奇珍异宝,奢侈无度。
扬州至安徽的杂税、四川的盐税,数十年间,皆成福王囊中之物。
此等明面上的财富已令人咋舌,而温体仁正紧锣密鼓地追查其私下藏匿的财产,此等任务,非一月之功可竟,但温体仁只需紧握福王之劣迹,便足以掀起一场风暴。
当崇祯帝得知这位亲王之财富远超自己,心中不禁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愤懑与委屈。他深知,此等贪腐之风,若不严惩,大明江山将危在旦夕。
于是,他下定决心,誓要将福王作为突破口,一查到底,绝不姑息!
大明宗室,凡有贪腐者,皆难逃法网,崇祯帝誓要让这些蛀虫付出应有的代价!
与此同时,山西一案所收缴的五百三十六万两银子,正紧锣密鼓地运往京师。加之彩票局与雅兰堂近期所赚取的三十万两,以及之前查抄几位大臣府邸所得的数十万两,崇祯帝的国库内,如今已累积至六百五十万两之巨。
面对施凤来所求的两百万两银子,崇祯帝慷慨解囊,不仅应允其请求,更额外赐予三百万两,并亲笔书写手谕,言辞直白而坚决:
“三百万两,即刻拨付!原定两月之期,因银两筹集稍有延误,朕不怪你,但再给你两月时间,若仍不能妥善处置陕西灾情,休怪朕无情!”
此手谕以八百里加急之速送往西安,施凤来阅后,不禁冷汗涔涔。
陕西之灾,其惨烈程度,史书所载,触目惊心。
人吃人之事,绝非虚构之言,频繁在明末真实上演,易子而食,也屡见不鲜。
百姓饥饿难耐,树皮草根,乃至泥土,皆成口中食。
而大明之东南、宗室封地及朝廷官员之处,却富得流油,两相对比,更显世态炎凉。
崇祯帝深知,唯有重拳出击,方能扭转乾坤。
他先是慷慨解囊,掷出三百万两银子以解陕西燃眉之急,
随后又令吏部火速派遣一批年轻有为的后备官员前往陕西,负责查账之事。
此等举措,意在以贪官之血,祭改革之旗。谁若能在查账中有所斩获,便可取而代之,成为新任官员。此等手法,与后世雍正帝之雷霆手段颇为相似,其效果之显著,可见一斑。
吏部因此事而忙得不可开交,房壮丽等人因不堪重负,纷纷提出辞呈。
朝堂之上,反对之声亦此起彼伏,皆言此法恐将激起陕西更大之动荡。
然崇祯帝意志坚定,不为所动。他大手一挥,将请辞官员悉数驳回,并任命王永光为吏部尚书。
王永光虽以体弱多病为由推辞,但在崇祯帝的坚持下,只得硬着头皮上任。从此,他的生活便陷入了无尽的忙碌之中,每日早出晚归,疲惫不堪。
与此同时,孙承宗亦忙得焦头烂额。辽东军饷、京畿皇家庄园、税收核对、江南魏忠贤案……诸多事务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
而徐光启则直接驻扎于工部之中,日夜不息地研究水泥与火药之改良。
崇祯帝见状,亦是慷慨解囊,拨款百万两以助其研究。一时间,大明上下皆沉浸在一片繁忙而紧张的氛围之中。
四百万两银子如流水般花出,崇祯帝心中却无丝毫犹豫。
在他看来,用钱能解决的问题便不是问题。待一切安排妥当后,他便携众臣前往皇家农田巡视。
途中,他特意叮嘱众人勿扰宋应星等人,只待其亲自召见。及至农田之畔,只见宋应星等人早已在此恭候多时。
“臣参见陛下,万岁万岁万万岁!”宋应星等人齐声高呼。
崇祯帝翻身下马,一身青色斗篷随风轻扬,显得格外清逸脱俗。
他亲自步入农田之中,与宋应星等人共商农事。阳光洒在他的脸上,映照出他坚定的眼神和深邃的思考。这一刻的崇祯帝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帝王而是与民同乐的智者。他深知唯有勤勉治国方能换来百姓的安居乐业和大明的长治久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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