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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宏嘉陈紫芝高层云钱沣（第3页）

毕秋帆爱才下士，但操守不佳，且屡误戎机，而由陕抚调河南，旋擢鄂督，至嘉庆二年殁于仕上，始终无严谴。直至仁宗亲政，始于嘉庆四年追论川楚教匪案失察贻误，滥用军需，夺其二等轻车都尉世职并抄家。

乾隆四十七年，钱南园严劾山东巡抚国泰、藩司于易简，吏治废弛，贪婪无厌，各州县库款皆有短少。朝命大学士和珅、左都御史刘墉，带钱南园到山东查办。乾隆晚年，念及身后之名，恐后人不承认其为英主，故于整饰吏治特严，此案为其一。

国泰，姓富察氏，以纨绔而早贵，行事荒谬绝伦。《清朝野史大观》记其笑史云：

乾隆末，国泰为山东巡抚，年才逾弱冠，风姿姣好，酷嗜演剧。在东日与藩司于某在署中演《长生殿》，国扮玉环，于扮明皇，每演至定情、窥浴诸出，于以为上官也，不敢过为媟亵，关目科诨，草草而已。

演既毕，国正色责于曰：“君何迂阔乃尔？此处非山东巡抚官厅，奈何执堂属仪节，以误正事？做此官行此礼之谓何？君何明于彼而暗于此耶？”于唯唯，自此遂极妍尽态，唐突西施矣。国乃大快曰：“论理原当如是。”

此“藩司于某”即于易简，江苏金坛人。其兄于敏中，为乾隆早年的宠臣。《清史稿》以于敏中与和珅卒为一卷，表示乾隆吏治之坏，即坏于此二人之手，殊为有识。于易简在红氍毹上与国泰演对手戏，私底下则长跪白事。监司见督抚，即令是“庭参”亦“扶而免”，三揖就座，于易简竟至长跪，无耻之极！

当和珅一行到达济南时，据说抚署正在演戏。国泰闻报，匆匆卸妆，赶到接官亭见钦差时，粉墨之痕，犹存于面。他自恃有和珅的奥援，了无所惧。和珅亦很想袒护国泰，无奈既有钱南园，又有刘石庵（墉），结果尽得真相。

原来国泰早得和珅密函，事先嘱咐各县向商家借银充数。所以钦差一到，先盘查首县历城县库，抽查了几封银子，又点了总数，和珅认为没有毛病，起身要回行馆。钱南园却看出了毛病，要求封库，第二天再盘。由于有刘石庵的支持，和珅虽怏怏不快，却不能不勉强同意。

历城县库的毛病，在库银的形式不符。入库之银，都是五十两一个的大元宝，通称“官宝”。杂色银两，皆须经藩司衙门指定的炉房回铸成“官宝”，方能入库。

钱南园看历城县库的存银，轻重不一，式样各异，便知是市面上借来的。他的处置办法很绝：第二天到了历城县，立即出一张告示，凡商家借银与历城县者，即持借据来领回，逾期不领，视作放弃，没入官库。这一下，领主无不持借据来呈验。钱南园按数发放，等借据全部收回，历城县库也就几乎空无所有了。

于是国泰下狱，赐自裁。刘石庵调工尚。钱南园升通参，转常少，擢通副，出督湖南学政。以荆州大水，钱在邻省竟不上闻，为乾隆所责。湖南巡抚浦霖复摭拾他事，上疏攻钱，竟因而降调为六部主事，未及补缺，丁忧回籍。五十八年服阕，授户部主事，旋升员外郎，复授为湖广道监察御史，距其初任江南道监察御史，已十二年了。

乾隆五十九年，钱南园奉派为军机章京。阿桂以下皆称“南园先生”而不名，为军机章京前所未有的尊遇。钱南园在未到差以前，以御史身份上疏云：

臣伏见近日惟大学士阿桂一人入直军机，大学士和珅则入止内右门内旧直庐，或入止隆宗门外近造办处，大学士王杰、尚书董诰，入止南书房，尚书福长安入止造办处。每召见时，联行而入，退即各还所处，属僚白事，趋走多歧，以皇上乾行之健，离照之明，大小臣工，感德怀刑，决不至启朋党之渐。然行之万世而无弊，实莫如率由旧章。

而世宗以来，及皇上极御之久，军机大臣萃止无涣，由前律后，不应轻于变更。况内右门切近禁内，大臣入止，司员随之，为日既久，不能不与内监狎熟，万一有无知如前之高云从者，虽立正国典，而所缝已多，杜渐宜早。若隆宗门外及造办处，则应差人众窥探于外，大臣于中办事亦属过亵，请申饬诸臣，仍照旧例。

疏入，有旨饬责，由是有稽查军机处之命。

时和相擅权，朝中自立私寓，不与诸公共坐，公劾之，谓国家所以设立衙署，盖欲诸臣共集一堂，互相商榷。佞者即明目共视，难以挟私，贤者亦集思广益，以济其事。今和珅妄立私寓，不与诸大臣同堂办事，而命诸司员传语其间，即有私弊，诸臣不能共知，虽欲参议，无由而得，恐为揽权之渐。

钱南园所列举的军机大臣共五人，依序应为阿桂、和珅、王杰、福长安、董诰。除阿桂外，王杰、董诰，皆非和党，王杰尤恶和珅。《清史稿》本传：

杰在枢廷十余年，事有可否，未尝不委曲陈奏。和珅势力赫赫，事多擅决，同列隐忍不言，杰遇有不可，辄力争，上知之深，和珅虽厌之而不能去。杰每议政毕，默然独坐。一日，和珅执其手戏曰：“何柔荑乃尔？”杰正色曰：“王杰手虽好，但不能要钱耳。”和珅赧然。

王杰对和珅的态度，虽出于本性，而实以耿直报乾隆之知。原来王杰的状元，本来应该是赵翼的，适以平定西域，为示偃武修文之意，将殿试前十本第三的王杰，拔置第一。乾隆对和珅，徒以有一段断袖余桃的孽缘，乃恶恶而不能去。但对阿桂、王杰、董诰，皆善善而能用，且与和珅同列，以收裁抑之功。英主之所以为英主，看乾隆的作为，思过半矣。

董诰浙江富阳人，其父邦达，以丹青受知乾隆。董诰亦一直是文学侍从之臣，虽在军机，直南书房时较多，生平以调护乾隆、嘉庆父子感情一事最可称。《清史稿》本传：

嘉庆元年，授受礼成，诏朱珪来京，将畀以阁务。仁宗贺以诗，属稿未竟，和珅取自高宗曰：“嗣皇帝欲市恩于师傅。”高宗色动，顾诰曰：“汝在军机刑部久，是于律意云何？”诰叩头曰：“圣主无过言。”高宗默然良久曰：“汝大臣也，善为朕辅导之。”乃以他事罢珪之召。时大学士悬缺久，难其人，高宗谓刘墉、纪昀、彭元瑞三人皆资深，墉遇事模棱，元瑞以不检获悉，昀读书多而不明理，惟诰在直勤勉，超拜东阁学士。明诏宣示，俾三人加愧励焉。

乾隆之择皇十五子颙琰继统，是经过慎重考虑的。第一个因素是，乾隆晚年自知游幸、土木、用武，古来帝皇花钱的三个毛病都犯了，民力凋敝，亟须休养生息。而皇十五子本性仁厚，可望达成他的期待。第二个因素是年龄，国赖长君，固然不错，但一人中年，难望有所作为，更恐年寿不永，如明朝泰昌的故事，足以动摇国本。皇十五子生于乾隆二十五年，六十年内禅时，年三十六，应该还有二三十年的天下，年力正强，亦很有一番事业可做。乾隆的打算是不错的，尤其是他实现了他的祖父的想法，不负康熙对他的钟爱，确是很值得恭维的一件事。

但是，大权所在，即令父子，亦不免猜疑。乾隆熟读《纲鉴》，深知大权脱手的太上皇如唐太祖、唐玄宗、宋高宗等，味道缺缺。所以虽已内禅，权力并不放松。如果嘉庆笼络大臣，在乾隆看，即有布置羽翼、谋夺大权的嫌疑。但乾隆毕竟是英主，故能体会董诰的本意，欣然嘉纳。

福长安为孝贤纯皇后内侄，傅恒幼子。傅恒四子，福灵安、福隆安、福康安、福长安。福康安为乾隆的私生子，其蛛丝马迹，较之孝庄太后与多尔衮的一段情，以及慈禧太后因小产血崩，转成痨病，更为明确。此在乾隆的诗文集中，有情不自禁的流露，更耐人寻味的是，福灵安、福隆安皆为额驸，而福康安“身被十三异数”，死封贝子，独独生前未成为乾隆的乘龙快婿，其故安在，岂不可思！大概在乾隆末年，福康安实为皇子，口耳相传，是个公开的秘密。所谓“嘉庆君游台湾”，殆由福康安平林爽文的附会而来。此是闲话，表过不提。

福长安以其父其兄的关系，本可不必依附和珅，而竟亦成为和党，大概因此而为嘉庆所卑视，所以嘉庆四年以后的境遇坎坷。《清史稿·傅恒传》附《福长安传》：

（嘉庆）四年，高宗崩，大学士和珅得罪。仁宗以福长安阿附，逮下狱，夺爵，籍其家。诸大臣议用朋党律，坐立斩，上命改监候，而赐和珅死，使监福长安诣和珅死所跪视，旋遣往裕陵，充供茶拜唐阿，就迁员外郎。

六年，以请还京夺职，发盛京披甲，旋自骁骑校屡迁，再为围场总管，一为马兰镇总兵，再署古北口提督，屡坐事谴谪。二十一年，授正黄旗满洲副都统，二十二年卒。

钱南园之入直军机，身份特殊：一方面是军机章京；一方面又以上述一奏为乾隆嘉纳，即命司稽查之职，犹是御史的本分。和珅对他自然恨之刺骨，而无奈其何，于是故意加重他的工作负荷。钱南园当然咬着牙忍受，年老力衰，兼以平时清廉自持，生活刻苦，因而劳瘁成疾，竟致下世。奸佞摧残正人，无所不至。姚惜抱挽诗有云：“孤危仍不恤，溘死又谁论？”致慨甚深。，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