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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时候,计划生育部门的人经常下乡检查,尤其是春节前。因为想超生的女人会趁过年走亲访友的时候偷偷出去躲孩子。这赶在年前检查一波,是计生工作的重中之重。妈妈出院的时候医生就嘱咐过,一是必须等病情稳定,二是考虑药物的副作用,所以最好一年后再考虑要孩子。自从妈妈回到张家后,张奶奶就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要对别人透露想生孩子的愿望。因为妈妈带了志军和月季来,想再生个张家的孩子一样算是超生。像第一胎是女儿的和带孩子的重组家庭是计生人员密切关注的重点,时时刻刻都紧盯着。每个村都有计生专员驻村严防死守。那次来人说要求妈妈结扎,后来出院后张奶奶和张叔叔带着礼物去求妇女主任说了一箩筐好话,考虑到是精神病人怕再受刺激才作罢,但是张叔叔和妈妈都在“保证书”上签字按了手印,作保证不会超生。那时候倡导一个孩子好的标语贴得铺天盖地,给人一种无形的压力和紧张情绪。什么“只生一个好,政府来养老”,“宁可血流成河,不可超生一个”,“该环不环,该扎不扎,见了就抓”,什么“一胎上环,二胎结扎,一人超生,连累全村”。。。更奇葩的就不一一赘述。我们这一代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长大的,经历过时代的阵痛。但奇怪的是你越不让人超生,人们超生的愿望就越强烈。农村人大多都是二孩家庭,谁家只有一个孩子还觉得不正常。都觉得无论男孩女孩必须两个是最好的。罚款算啥,“存钱不如养孩子”是人们的普遍想法。八几年计划生育是最严的时候,还在肚子里的拉去人流或引产,已经躲出来的交不起罚款牵牛扒房,拉走东西,屋顶的瓦片都给扒拉掉。计划生育政策唯一让人称道的是公平,无论是干部还是农民都一视同仁益阳。一个村长头胎是女儿,想生个儿子,让老婆躲到亲戚家又躲出来个女儿。干部知法犯法,他受到了撤职开除的处分,说是二十年不得参与村干部的选举,另外补齐了罚款。二十年后村长官复原职,一直干到退休。那时候交得起罚款的家庭凤毛麟角,当然牵牛扒房那样严厉的地方还是少数,毕竟乡里乡亲的很多时候不忍做绝。大多是隔三差五的一溜人马到超生家庭坐着不走,像挤牙膏似的每次挤一点。那罚款美其名曰“社会抚养费”,由八十年代初的几十块几百块涨到二零一零年代的两三万。当然各个地方数额各不相同。好像有个着名明星超生罚了几十万。有钱人家为了生孩子才不会在乎那点钱,苦的是没有经济来源的农民。为了筹钱,只有卖粮食。往往主粮卖了不够吃,就吃水煮红薯喝苞谷糊糊。那样的境况直到九十年代能出去打工了才慢慢好转。因为重男轻女的思想,超生的多是想生儿子的,不生个带把的出来誓不罢休。黄宏和宋丹丹的小品“超生游击队”非常形象深刻的演绎了那种现象。其实,真的是人们的观念作祟,现在,别说生三个五个,就是生出双胞胎儿子都不惊喜了,而更甚的是现在的年轻人以自我为中心,活得很通透,崇尚个体的自由和生命质量,很多连婚都不愿结了何况生孩子。导致这几年婴儿的出生率大幅下降,很多农村学校关门,幼儿园关门。让经历过计划生育的父辈们大跌眼镜,甚至不理解。他们不像父辈们以家庭为中心,崇尚成家立业安居乐业,为了养老育幼一辈子默默付出和奉献。:()棹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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