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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心都凉了。我追问老汉阿诚有没有留下只言片语。老汉支支吾吾说没有。但当我灰心丧气地离开时,他又拿出一个信封来。他说,这是阿诚委托他去邮寄的。但我坐在从北京飞往乌鲁木齐的飞机上,激动地写下这篇日志。阿诚的确是在新疆,的确跟那个男人走了。但男人并不是新疆兵团的,而是兵团下属古尔图农场周边的村民,老家倒的确是东北。那时候驻疆部队的副食品全靠自己生产,所以每个兵团下都会有一个农场。那个男人养了很多牛羊马匹,农场青黄不接时,就由他提供肉和奶。男人离群索居,独自住在十分偏远的地方。要想到他们所住的那片区域,首先要从乌鲁木齐开车三百多公里到乌苏县。在乌苏县军区,林参谋联系他部队的老朋友借我一辆高底盘的跃进卡车。我要请一位向导,开着卡车到驿站去。驿站是从有人烟的地带到无人区大漠的最后一个过渡线。驿站以北是村庄,驿站以南,就是茫茫的戈壁滩,只有马匹和其他牲畜能识路了。我一刻也不敢休息地开车过去。在驿站里,我请向导替我翻译,让驿站老板牵一匹马出来。我很久都没有骑过马了。在我尝试着驯服这头畜生时,我听到了阿诚的叫喊。大哥!我转过头,看到一个背着光的人影。当我几乎要从马背上摔下来时,阿诚跑了过来,他牵住了嚼子,马安分下来。他抬头看着我,我踉跄着从马上跳下来,一把将他抱进了怀里。阿诚松开了缰绳,回抱住我。马跑了,我听到驿站老板用维语大骂着去追。我抱着阿诚。他长高了,晒黑了,变瘦了。但他健康,他还活着。我说,阿诚,咱们回家。他却告诉我带他来新疆的男人快死了,他请了个医生,要给他看病。他说那个男人对他不差,虽然没给他锦衣玉食,但好歹没有饿死他。我知道我们明家的孩子都是懂报恩的,便找到一位医生,跟着阿诚进了戈壁。直到进了戈壁滩,我才终于明白为什么阿诚之前没有联系我。这里实在是太偏远了,既不通路,又不通电。阿诚告诉我,他的“养父”怕他跑了,一直不肯让他离开家门。也就在一周前,“养父”终于病得下不了床了,而阿诚不得不替他去给古尔图农场送牛奶时,阿诚才知道文化大革命结束了。当时他立即给大姐在上海的住处和工作所在的菜场打了电话。他听菜场的人说我被平反了,出狱了,还带着大姐去了北京,他又给四合院打电话。可是十年前我们不再续租那座四合院时,电话地址就已经被更改了。他最后没办法了,只能打电话给林场,却没想到接那通电话的人竟是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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