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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天晚上是“长爱”的摇滚专场,六支乐队站在一起,发色能凑出一道彩虹——相比之下,唐蘅蒋亚他们已经很像正常人了。
他们排在第四位,上场时正是气氛最热烈的时候。台下密密麻麻挤满了人,一个个跟着节奏摇头晃脑。安芸用发胶把一头短发抓得又黑又亮,蒋亚则戴了对骚气的金属耳钉,一边奋力打鼓,一边冲台下的女孩儿们抛媚眼。他们的第一首歌是改编过的《AlltheYoungDudes》,鼓点密集,声嘶力竭,也还带着华丽摇滚的那股颓靡劲儿,这是美国70年代同志运动的“国歌”。
唐蘅唱得整件T恤都湿透了,嘴唇泛着近乎干涸的红,在一波接一波的“安可”声中,他们下了台,每个人都像从水里捞出来的。
“今晚得劲儿啊,”蒋亚气喘吁吁地,“唐蘅,就他妈反常。”
安芸点点头,又摆摆手,仰头灌下一整瓶矿泉水,才说:“绝对有事儿。”
蒋亚凑到唐蘅身边:“今儿下午,你去哪了?”
唐蘅捞起T恤下摆擦汗,没理他。
“你别装啊,”安芸也说,“唱得跟他妈上了发条似的,不知道的以为你被哈佛录取了呢。”
“哎,不会是,阿姨同意你出国了?”
唐蘅瞥他们一眼,心知今天不给个答案,这两人绝对没完。想了想,唐蘅说:“我做了个决定。”
“是,决定出国嘛,下午说了,”安芸小声嘀咕,“你妈那边过得去?”
“不是这件事。”
“那是什么?”
“我们把专辑做出来吧。”
蒋亚怔了几秒,然后一把搂住唐蘅:“好啊!!!”
安芸却没笑,眉头蹙起来:“真要做啊?”
他们早就有过做专辑的想法——毕竟作为一个玩票性质的乐队,若能做出一张专辑,应当就是对乐队最好的留念了。然而专辑这东西并不是有钱就能做好的,虽然安芸擅长编曲,而他们又不缺钱,足以租到全武汉最好的录音棚。
但是做专辑——做什么呢?他们的乐队名叫“湖士脱”,Woodstock的音译,也就是1969年那场四十万人参加的音乐节。除此之外,“湖”是乐队成立在东湖边,“士”是“士为知己者死”,“脱”是蒋亚起的,原本是“托”,他嫌这字太正经,表现不出他浪荡滥情的气质——安芸说,这乐队有蒋亚,算是脏了。
总之,他们成立乐队的时候没想太多,起名的时候也没想太多,一致通过的发展理念是“意思意思得了”,反正开心最重要。
那应该做什么专辑呢?摇滚精神讲的是叛逆和反抗,安芸说,要么咱先写首支持同性恋的,嘿嘿,也算切身体会吧!蒋亚反驳道,你们切身个屁,对象都没有。蒋亚说,还是写首关于留守儿童的,我小时候就是留守儿童啊,一年到头见不着爹妈。安芸冷笑,对,坐在400平的别墅里,身边围着五个保姆的留守儿童。
他们就这样提过几次做专辑的事,都以插科打诨和拳脚相加结束了。
“你真的想做啊?”安芸疑惑道,“怎么突然想起来了。”
唐蘅把汗湿的马尾绕了几圈,胡乱团成个丸子头,“因为我唱歌好听。”
安芸:“……”
蒋亚一拍大腿:“有道理!唐蘅你快想想,咱第一首歌是什么主题的?”
唐蘅沉默片刻,认真地说:“你就不要写歌词了吧。”
“干嘛,什么意思,”蒋亚瞪眼,“歧视二本学生呗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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