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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起母亲,我有一箩筐的话。她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柔的女人。在我记忆里,她从来没有发过火,她永远只是安静的讲道理,主张以德服人,以理服人。她知识广博,博通古今,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。但是听父亲说,母亲年轻的时候是个任性顽皮脾气爆的女孩子,让外公好生头痛。父亲和母亲的感情非常好,每天早上,他们都会亲吻彼此,每天晚上回到家,他们都会给彼此一个大大的拥抱。父亲看母亲的眼神总是充满仰慕和爱恋,总是喜欢拉着我讲他们在巴黎的一个下雨天咖啡店邂逅的故事。父亲和母亲都很热爱在华国的生活和在菡萏大学的工作。母亲说很喜欢新华国,尤其是申海那种欣欣向荣,万象更新的气息。更重要的是,这里是她的家乡。
我们一家很幸福。
但我母亲有时候却不那么幸福。在每年总有一天,她会离开家很久。她会在外公的房间里发呆,或许是很想她的父亲。她总是淡淡的,好像什么都不在意,什么都不能在她心中掀起波澜,就连我和父亲,她的丈夫和女儿也没办法真正触碰到她的内心,猜到她到底在想什么。
父亲曾浪漫地形容过母亲,“她总是蒙着一层薄雾”。父亲还说,母亲是他的巫山神女。母亲听到后只是笑笑,说“曾经沧海难为水,除却巫山不是云。”
我曾经问过母亲,为什么她总是这么温柔随性。她回答我说,“人生总是有些愁苦的。总是困在愁苦里,人生还怎么过呢。索性别在意了。”她好像有些怅惘,又补充,“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。”现在看来确实是真知灼见,只是那时我还小,听不懂这些晦涩的诗句和高深的人生道理。
1966年,因为一些原因,我和父亲被迫离开了申海,回到法国。罗莎蒙德是母亲长大的地方。果然,只有巴黎,只有罗莎蒙德这么美丽迷人的地方能养育出母亲这样神秘迷人的人。罗莎蒙德——“世上的玫瑰”。这里的光阴总是走的格外慢,我看着庄园围墙上爬山虎爬满了墙,遮住了斑驳的红砖,只留满眼绿意,还将爪牙伸出了街道。我喜欢穿过午后结满紫色浆果的小径,弯腰进入灌木丛,追逐野兔的踪迹;我喜欢把还没成熟的葡萄果摘下,投到门前的喷泉里,看平静的水面荡起涟漪。会客厅东南角的钢琴从来没有灰尘,藏书室里的精装本要推来爬梯才可以够到。父亲会弹琵琶,虽然弹的并不好。我知道,他不是喜欢琵琶,只是在借着琵琶思念母亲。
1969年,我们回到罗莎蒙德的第四年。我考入了巴黎大学,父亲和母亲的母校。一个已经很老的老教授,伯希和先生,同时也是母亲的老师,要当我的老师。一个雷雨夜,父亲一夜未归。后来加百列叔叔带我去医院看他,他生了很重的病,但是什么都不告诉我。我没有告诉父亲,我已经十八岁,很多事情已经瞒不住我了。我从伯希和先生那里知道,母亲死了。
她死于1969年的春天,外公死后的第二十年。她在一个艳阳高照的午后,在玫瑰花丛里用外公的手枪饮弹自尽。
伯希和先生很可惜,他说母亲明明可以和我们一起逃回法国。我告诉伯希和先生,父亲也想带走母亲。不过母亲说,华国是她的家乡,她不会再离开了。
晚上,下了很大的雨。父亲带来的那个女人是医生。她说父亲执意不肯看医生,也不肯去医院。父亲躺在床上,痛苦的呻吟着。医生说,父亲的情况很不好了。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我握住他的手,陪他听雨声,就这样过了一夜。到太阳快要升起时,父亲用很虚弱的声音说,又是下雨天,他该和母亲见面了。凌晨四天,雨停了,父亲也没了呼吸。
他死于1978年的春天,母亲死后的第九年,在一个雷雨交加的晚上,没有等到太阳升起。
第二天,申海来了一个人。他来邀请父亲回去。
他说一切都已经回到了正轨,华国又迎来了艳阳高照的日子。
我即将启程回到申海。收拾行李时,我在罗莎蒙德找到了母亲和外公的日记。我把这些日记和他们的信件,加上我所知道的故事整理在一起发表。
我想留住罗莎蒙德的艳阳高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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