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德小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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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慈铭褚成溥（第7页）

按：同治十年辛未一榜，颇不理想。会试四总裁为毛昶熙、朱凤标、皂保、常恩，皆无衡鉴之名；十八房官，除边宝泉外，皆碌碌之辈。殿试榜发，颇致讥评。翁同龢四月廿六日记：

此次前十卷原定四川李君第一，交军机复阅，看出“温卷”误“温养”，且有讹字两处，因改置第九；延树南与恭邸辩，颇费辞，今殿撰梁君卷甚空疏，多策头语填入策对中；第三郁君有讹字，第十乾健讹建有黄签；吴子俊卷语切直，季口有三抬，庞宝生皆尖圈之，故未列前十。

是科状元为梁耀枢，广东顺德人；“四川李君”为李泯琛，二甲第六名；“第三郁君”为郁昆，浙江萧山人；“第十”即二甲第七名，为刘韫良，贵州普定人。吴子俊即吴观礼，杭州人，文名甚盛，久参左宗棠戎幕，应会试时，已在四十外。

延树南为延煦，宗室、官户部左侍郎；庞宝生名钟璐，左都御史。延、庞皆读卷大臣。军机本不预殿试之事，但因穆宗冲幼，尚不能亲定左右，所以交“军机复阅”，而恭王得以手定鼎甲。但梁耀枢“卷甚空疏，多策头语填入策对中”，则连列入“前十名”亦似侥幸，何以竟得状头？颇疑与内务府有连；粤督、粤抚及粤海关监督，每由与内务府有密切关系的下人充任，其时粤督兼署粤抚为瑞麟，为慈禧同族，为人长厚而庸碌，贿赂贪得，起居豪奢，但不甚聚私财。

梁耀枢之得以大魁天下，疑由内务府进言于恭王，其原因不外乎：一、笼络广东人，因为其时同治大婚、慈禧四旬万寿，将接踵而至，需广东报效，及向广东采办之件甚多，以一状头媚粤，便于需索；二、与“闱姓票”有关；三、梁耀枢通过内务府活动而得。最可能的原因是第一种。

因此，这榜之必为李慈铭讥讪，是可想而知的事。“庆字又点去，改为清。以下三行字都涂去了，不知他是骂人，还是自悼？”其实亦可想而知，既非“骂人”，亦非“自悼”，必言人才如此，祸清有余，岂能为“清”之“福”？李慈铭的日记，常有人借了去看，似此谤讪朝廷之语，可兴大狱，所以不能不涂去。

金溪隶江西抚州府，宋朝理学家陆九龄、九韶、九渊即金溪人。其地出纸名为“清江纸”，又多刻工，刻书甚贱，所以周福清向李慈铭自告奋勇。

当时京师的各行各业，大致皆以地域分帮口，书贾分为两种，旧书以苏州、湖州为主，新书则是金溪人的天下，其集中地除琉璃厂以外，复有打磨厂。新旧书坊以多朝士光顾之故，因亦为走门路的媒介；琉璃厂的旧书店，常有大老的踪迹，门路甚广，如工部尚书贺寿慈与琉璃厂一书坊老板李钟铭结为姻亲，于光绪五年为张佩纶所纠参，曾引起轩然大波。李慈铭是年六月三十日记：

上谕，都察院刑部将李钟铭讯明具奏，着照所拟杖六十，徒一年，年满解回原籍，严加管束。李钟铭即李炳勋，自惇邸以下，大学士宝鋆、载龄，尚书毛昶熙、万青藜、李鸿藻等皆与之亲昵，而鸿藻尤狎之，不止贺寿慈一人也。其造宅也，仗诸贵之势，逼死其邻人，无不知之。凡奏参查办之巨案，多为之夤缘消弭，居间取贿，外省大吏入京，无不以重金委之。张佩纶之疏下，朝士过慰之者车数百辆，厂市为之道塞，今之定谳，投鼠忌器，避重就轻而已。

至于新书店所刻售者，无非普通实用之书，以及乡会试闱墨，供士子揣摩之用；集中于打磨厂，亦以此为中等客栈汇集之处，便于各省士子就近访购。又凡放主考、学差，须购历科闱墨供出题参考，亦多光顾此类书坊。由于有此两重关系，所以士子买关节、朝士活动乡试主考，多托金溪书坊主人。而周福清从光绪四年开始，即以做此类“经纪人”为生财之道。

周福清于光绪四年，因案被议，由县官改教职。教职者，府县的教谕、训导之类的学官，通称“学老师”，多由举人充任；缺分清苦，且翰林做学老师，亦忒嫌委屈，因此，周福清加捐了一个内阁中书。此职在京官等级中，在“小九卿”之次，与各部司官相等。“中”为中书；“行”为行人司行人、持节的使者；“评”为大理寺评事，相等于最高法院法官；“博”为国子监博士，约同于今之大学教授；而内阁中书在明朝等于清朝的军机章京。此四类京官，或以身份，或以地位，或以实权，均不同泛泛，故归为一类。中书称为“中翰”，居“中行评博”之首，翰林当中书，面子上不算难看。

清朝科场风气，以乾隆朝代最为严肃，因为高宗在这方面极其重视，而且兴趣特浓，经常亲自干预试务，对于防弊，无微不至。至道光以后，“条子”之风大盛。所谓“条子”者，即是关节，以两字或四字，嵌入首场诗文中，作为暗号。此又分两种：一种是由考官授予；一种是由贿买的士子自己所指定。及至咸丰戊午科场案起，闱中复又整肃，如是者约十余年，至光绪年间复又不振。周福清乃得通过金溪书贾的关系，以介绍贿买关节为常业。

光绪十九年癸巳乡试，浙江主考放的是殷汝璋、周锡恩。其时周福清丁忧在籍，得信赶至苏州，遣仆送信到主考船上，贿通关节，事败系狱，于是年十一月审结出奏。据浙江巡抚崧骏奏报案情如此：

缘周福清籍隶会稽县，由附生中式同治丁卯并补行甲子科举人，辛未科进士。十三年由庶吉士散馆选授江西金溪县知县，光绪四年因案被议改教，五年遵例捐升内阁中书，是年九月到阁当差。十九年三月丁忧回籍守制。

马家坛系会稽县学廪生，为翰林院编修马传煦之子。周用吉系附生，即周福清之子。七月二十日周福清携仆陶阿顺由绍郡启程进京探亲。二十三日路过上海，探闻浙江正考官殷汝璋与伊有年谊。周福清一时糊涂，起意为子求通关节，并欲为亲友中马顾陈孙章五姓有子弟应考者嘱托，希图中式。俟主考允诺再向亲友告知，择其文理清通诸生列名。周福清素知各亲友家道殷实，不患无人承应，事后必有酬谢之资。即由上海雇船开驶，二十五日晚至苏州停泊。

周福清独自拟写关节一纸，内开五人，马官卷，顾、陈、孙、章，又小儿，均用“宸衷茂育”字样，并写洋银一万元空票一纸，加具名片装入信封。二十七日正考官船抵苏州阊门码头，周福清嘱令陶阿顺先去投帖拜会，如不见再投信函。陶阿顺将名帖信函，一并呈送正考官船上。当经正考官扣留押交联州府收审，转解到浙，饬府讯供，将官卷马家坛及周用吉一并扣考，并经奏请将周福清革职查拿。

周福清先避往上海患病，随后回籍，闻拿畏罪，自行赴县投首，并饬查提马家坛、周用吉到案，由县先后解省发委审办。

周福清之子周用吉，即鲁迅之父，本名凤仪。崧骏此奏，为周福清多所开脱，所叙颇多隐饰，事实并非如此。最重要的两点是：

第一，周福清并非“一时糊涂，起意为子求通关节，并欲为亲友中有子弟应考者嘱托，希图中式……事后必有酬谢之资”，而是有计划地贿买关节。

第二，所谓“探闻浙江正考官殷汝璋与伊有年谊”云云，亦是假话，周福清要活动的对象，根本就不是殷汝璋。

然则事实真相如何？先谈第一点，殷汝璋、周锡恩放浙江正副主考，在是年六月十二日。乡试主考按路途远近，分批简放。最早是云南、贵州，通常五月初一就有上谕；最迟是顺天，到入闱当天，方始传宣。江西、湖北、浙江是属于第四批；但交通情况，已非昔比，由京城到浙江省会杭州，除了沿运河南下以外，亦可从天津乘海轮到上海，转杭州，为时不足十日。周福清以为殷、周会取捷径，所以在七月廿三日赶到上海迎候；到上海一打听，才知考官仍沿往例，循运河南行，于是转往殷、周必经且必逗留之地的苏州坐等。

浙江主考的官船，于七月廿七抵达苏州，泊于金阊码头；周福清派了“家丁陶阿顺”去投帖、送信。这个陶阿顺是周福清在绍兴向一个叫陈顺泉的人借来的听差；其实呢，陈顺泉即“五姓”之一，亦就是周福清的“主顾”之一，为了取信于“银主”，要求派一个随同办事，即由此蠢材陶阿顺承之。

原奏中说“周福清嘱令陶阿顺先去投帖拜会，如不见再投信函，陶阿顺将名帖信函，一并呈送正考官船上”云云，是因为前文指出，周福清活动的对象为有年谊的殷汝璋，所以此处不能不如此说；事实是投帖管投帖，投函管投函。

主考入闱之前，关防特严，沿途地方官除外，往往不见他客；周福清当然知道这一惯例，根本不会期望殷汝璋能够接见，而且贿买关节是秘密交易，更不会自暴行迹，所以“先去投帖拜会，如不见再投信函”的话，根本是欺人之谈。投帖不过礼貌上的拜会，兼有打招呼的作用，意思是我无所干求，不让你为难，但亦望你眼开眼闭，莫找麻烦。

主考只得两位，非杨即墨，周福清的对象既非正主考殷汝璋，必是副主考周锡恩。此复乃我所发，如无证据则厚诬古人；周锡恩为湖北罗田名士，张之洞的高足，通小学、易理、骈文、诗、古文，翁同龢誉之为通才，如无证据，亦不忍相诬。

证据可分两方面看：一方面是事实本身所显示的真相，一方面是当时的文献对周锡恩的攻击。首先谈周福清交给陶阿顺的东西，一共两件，一件是“年愚弟”的名帖，一件是封套上并未写明收信人的信，信中有：

一、周福清名片一张。

二、“凭票洋银一万元”的“空票”一张。

三、写有“马官卷，顾、陈、孙、章，又小儿，均用‘宸衷茂育’字样”的纸条一张。

“宸衷茂育”即为关节，四字当然不能连用，但一看即知须分为两组：因为用到“宸衷”字样，照例双抬，一望而知；然后再在上下文中，找到“茂育”字样，便知是关节到了。周福清老于此道，设计得很妥当了。

这三样东西，稍一推究，疑问重重：

第一，如崧骏原奏所云：投帖不见再投信，则信中何必又附名片？

第二，只有空票，及关节字样，其他一无交代，显然是早有默契；而事实上，周福清在六月间放浙江正副主考后，始终没有跟殷汝璋、周锡恩通过信，此从周连主考是走海道，还是走运河亦无所知，便可证明。然则默契从何而来？

因此，就此情况下一判断，周福清与此两主考之一，至少曾合作过一次，故而连价钱都不必讲的，“洋银一万元”以“五姓”均分，每名两千元，这大概是当时的“公价”，至于“小儿”周用吉，当然叨光了。

这是就事实推演，自然而然产生的结论。然则从何得知会与周福清合作过的，是周锡恩而非殷汝璋？这只要一翻“清朝贡举年表”即可了然。殷汝璋自当翰林以来，还是第一次放出去当主考。而周锡恩则是第二次，第一次为光绪十四年当陕西的副主考。《清朝野史大观》有“科场舞弊”一条，末云：

湖南主考杨泰亨，陕西主考周锡恩，浙江主考费念慈，大张旗鼓，出卖举人，更卑卑不足道矣。此科场气运之所以终，而国之所以亡也。

杨泰亨，浙江慈溪人，同治四年翰林，放湖南主考在同治十二年。费念慈，江苏常州人，徐郙之婿。《孽海花》中对他们夫妇有很生动的描写。他是光绪十五年的翰林，放浙江主考在光绪十七年。